河洛汇流 华夏文明的上古地标

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那么地处中原核心区域的河洛地区，就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

作为河洛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河洛汇流在中华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源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裹挟着泥沙一路奔腾而来，在巩义市河洛镇与其重要支流——洛河，完成了交汇。黄河水浊，洛河水清，两河相抱，界限分明，恰如八卦图中的阴阳鱼，令人浮想联翩。

黄河水浊，洛河水清，两河相抱，界限分明

古人将河洛汇流之处称作“洛汭”。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中写道：“洛水于巩县东径洛汭，北对琅邪渚，入于河。谓之洛口矣。自县西来，而北流注河，清浊异流，皦焉殊别。”

千年已过，郦道元眼中的洛汭奇观仍存于世。登上神都山顶，西望黄河，南瞻伊洛，清浊交汇的奇妙风光尽收眼底。两种截然不同的水色，回旋交汇形成了一个巨大漩涡，无怪乎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鸳鸯涡”。

这一大自然所赐予的奇观，不仅吸引着黄帝、尧、舜、禹、汤、周公旦、周成王等人前来修坛沉璧、祭祀河洛，还留下了“河图洛书”“伏羲画八卦”“洛神”等诸多上古传说与典故，堪称华夏文明的上古地标。

提及河洛文化，巩义市文旅局局长朱星理感慨：“以河洛汇流处为中心，发生了许多在中华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许多传说在这里演绎，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在附近诞生，共同说明了河洛地区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他同时介绍说，早在1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巩义辛勤劳动，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数的辉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到夏遗址出土的朱砂彩绘瓮，到汉代青铜器、北魏石刻造像、隋唐透明白瓷和唐三彩、唐青花器物，再到宋陵石雕像、金代纪年瓷枕……那些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文物，无不体现着古代先民的高超技艺与智慧匠心，见证着巩义的历代兴衰和沧桑巨变。

巩义石窟寺 精巧绝伦的河洛神迹

河洛汇流处，亦是邙山头与两支河流的自然汇聚之处。

区别于大部分邙山山体的黄土结构，洛汭西南方向不足5公里处的邙山余脉大力山，拥有着一处石质黄沙岩的断崖。

1500多年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决心在进出都城的要道渡口开凿石窟。而巩县（今巩义）地处东都锁钥，北靠邙山，南临洛水，交通便利，大力山的这处断崖就成了开凿石窟的不二之选。

历经1500多年的风雨沧桑，静静伫立的巩义石窟寺仿佛向探访团队诉说着河洛之地的光辉过往

据巩义石窟寺工作人员介绍，巩义石窟寺初名希玄寺，是北魏皇帝、皇后举办礼佛活动的场所，也是北魏皇家开凿的大型石窟之一，初建时规模十分壮观。后来，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历代相继在此凿龛造像，形成蔚为壮观的石窟群。石窟寺也陆续更名为净土寺、大力山十方净土禅寺、石窟寺。

背山临水的巩义石窟寺，现存有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大佛3尊，佛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他碑刻186篇。

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比，巩义石窟寺名气不大，规模很小，但它的石窟造像雕刻细致、内涵丰富，在艺术成就上完全可以与前者平分秋色。

巩义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构图完美、保存完整，充分表现了北魏皇室前往礼佛的宏大场面，是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堪称国之珍宝。石窟寺内各处雕琢的飞天图自然生动、超凡脱俗、极致精美，是造像艺术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更为特别的是，巩义石窟寺的石刻造像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隋唐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至唐宋时期，人物形象几乎完全中原化，面容圆润饱满，衣着亦是中原服饰。在这里，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中原文化相融合，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延展性和生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百万庄园 留余宽忍的中原烙印

以邙山为骨架，以洛水为血脉，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的康百万庄园就位于巩义康店镇上。

巩义文旅局工作人员张淑晓介绍称，康百万庄园始建于明末清初，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滨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集农、官、商于一体，兼具园林艺术和宫廷艺术特色，占地16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相当于山西乔家大院的十几倍。

康百万庄园，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相当于山西乔家大院的十几倍

她评价说：“康百万庄园的修建依照了‘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选址准则。从邙岭上往下看，它如‘金龟探水’；从洛河边看，它又似‘金莲拱秀’。整个庄园融古朴幽雅与粗犷厚重于一体，堪称十七、十八世纪华北地区黄土高原堡垒式建筑的代表。”

康百万庄园的原主人康百万家族，是跨越明、清、民国3个历史时期，富裕了13代、400余年的豫商典范。康家鼎盛时期，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沂、泾、渭六河，土地多达18万亩，财富无以计数。

康百万家族“中原活财神”的名头几乎无人不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康家是靠漕运发家的。

康店镇地处河流汇流处附近，乘船不过一个小时就能进入黄河。入黄河后，便可以“上溯陕西，下浮济南，时或远达海口，南入江淮”。可以说，现代铁路未通之前，漕运就是这里最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

在利用自家门前的水利之便大兴漕运的同时，康家又以土地兴家，留余治家，耕读传家。在占据“天时地利”之外，实现了“人和”的一面。

康百万庄园老院的过厅，悬挂有庄园镇馆之宝“留余”匾额，上面刻写着宋代名士王伯大的《四留铭》一文：“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所谓“留余”，来源于中原地区长久的生活经验，与“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传统理念相契合。意在告诫子孙无论是在经商时，还是在为人处世上，务必留有余地。

行走康百万庄园，仰视一匾一联，仿佛就能触及河洛文化的本真。

《郑州晚报》报道版面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晓璐/文 徐宗福/图

采访团队：舒晗 樊无敌 陈君平 张俊 杨雅晴 郑治红